蘇聯為何突然解體？戈爾巴喬夫在接受採訪時，給出了準確的答案
由 劉朝勳教授 發表于 娛樂2022-03-02
在上個世紀，世界上曾出現過一個超級大國，那就是蘇聯，其全盛時期曾擁有2.8億人口和2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無論經濟還是軍事，都足以匹敵美國，同時以他為中心集合了50多個國家，建立起了龐大的東方陣營，可就是短短二十年，他就迅速從最巔峰走向衰落，最後以解體告終。
有人認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在於畸形的工業佈局，以及紛雜的民族政策，甚至還有人認為是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導致解體。外界可以說是眾說紛紜。但拋開歷史迷霧，那個年代進行改革的國家不只有蘇聯一個，所以對比之下，或許更能看清蘇聯解體的真相。
中美兩國都在冷戰後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並且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有這麼兩個成功的例子在前，為何卻單單是蘇聯失敗了呢？並且還輸得徹徹底底。
蘇聯僵化的體制，以及其本身存在缺陷
我們都清楚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集體主義，吃大鍋飯，儘管在前期給蘇聯經濟和工業的騰飛創造了基礎，比如蘇聯方便集中人力物力進行工業化建設。但當蘇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這就導致了一些不合時宜的問題出現。
蘇聯最後一位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此前接受《獨立報》採訪時，直接表明在蘇聯解體這個問題上，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同時他也表示蘇聯的解體很大原因在於社會割裂，而一個國家或一個團體存在的標準，是人們對這個體系的認同感，如果沒有這些，必然會導致整個群體分裂。
其實在蘇維埃建立之初，開國領袖列寧就對這個問題反覆思考過，列寧認為所謂的集體公有制只是暫時行為，而社會發展的基礎必須保證物質刺激和個人利益，只靠熱情和主動，以及人民的覺悟，這種模式不會長久，也因此在蘇聯建國前期曾以租讓企業的形式，允許發展私人貿易，而這種經濟制度對穩定當時的政局，恢復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列寧在臨死前，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社會主義制度目前也不過只是處在實驗階段。”但在列寧去世後，新生的蘇維埃面對外部絞殺，一直處在危急存亡之中，而集體主義無疑是應付當時局面的最好手段，但隨著蘇聯在多個五年計劃的快速發展下，無論軍事還是經濟實力都漸漸追趕上美國時，體制僵化問題自然而然的就開始出現了，沒有了外部巨大壓力，曾經壓下的內部矛盾，爆發只是時間問題
艱難的改革
在戈爾巴喬夫當政以前，就有一種叫“謝基諾試驗法”的模式曾經流行於蘇聯的企業，在當時這不過還只是一種承包關係，根本牽扯不到所有者的形式，而正是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勞動的熱情，提高了生產效率。
以經濟專家和務實派著稱
柯西金提出擴大企業的經營獨立性和主動性，用價格、獎金、利潤、貸款等手段，加強對生產的經濟刺激，國家只需要下達必要指標，而其他的管理歸於企業，使每個員工和企業的命運連在一起，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原來呆板的“條狀”管理被更具有人性化的“塊狀”管理所取代，而正是因為柯西金的改革，使蘇聯的綜合國力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達到了巔峰。
當戈爾巴喬夫還在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工作時，就以“謝基諾試驗法”和柯西金改革相結合，再加上農業體系中的獎金制度，將“涅維諾梅斯基”化工廠作為試點，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戈爾巴喬夫當政後，面臨著更多的問題需要解決，雖然在改革初期，使很多人富了起來，但卻沒有得到蘇聯社會各界的認可，那些農場主、合作社開辦人以及工廠承包人在獲得大量財富的同時，他們管理下的工人和農民自然也受益頗多，似乎形式一片大好。
可當時更多的卻是，外界對他們的質疑，不僅是普通蘇聯民眾，連國家機關對改革先行者的行為都極其反感，最後連承包工程活動的先鋒人物胡佳科夫，都被他們以各種理由，羅織罪名投進了監獄。其後，“謝基諾試驗法”更是被蘇聯頑固的官僚體系視為洪水猛獸，他們不遺餘力地為這些改革先行者設定障礙。
在那個計劃為主的年代，物資供應都被國家死死把控，這些改革先行者不僅得不到貸款，連修建廠房的建築隊都租不到，為了尋找建築材料，他們只有鋌而走險，把手伸進了黑市，而這些正是那些蘇聯官僚希望看到的。
於是一批批優秀的改革者被投進監獄，蘇聯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式，就這樣被蘇聯的官僚集團扼殺掉了，正因為看到這些，戈爾巴喬夫不得不把目光投在政治改革上。
而蘇聯最重要的問題，則是國家在大力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卻導致了自己的輕工業嚴重失衡，一個全世界頂尖的工業強國，卻滿足不了本國民眾最基本的吃穿住行需求，相對於美國來說，同樣花了一樣的錢投入到軍備競賽中，卻沒有出現這樣的問題。
蘇聯為何不學中國式改革？
戈爾巴喬夫在《真理報》的採訪時，當記者問到有很多人認為您在推行改革時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認為我們當時應該走中國式的道路，為何蘇聯當時沒有學習中國式改革？
對此，
戈爾巴喬夫的回答是蘇聯當時對待變革的態度有很大不同，因為中國有自己保守的一面，且雙方國情不同。而蘇聯當時已經“病入膏肓”，急需進行更大的變革刺激。但結果卻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都知道，中華文化具有極強的包容性，外來文化可以很好地融入進中華文明圈，而不是衝擊本國的思想。從政治上來看，從沒有外國人能夠直接干預中國的決策。可是對蘇聯來說，特別是戈爾巴喬夫改革後期，竟然飢不擇食地選擇採用了歐美專家的“休克療法”，這無疑是一個敗筆。
對待變革，我們一直持續對經濟以及配套的經濟制度進行改革，以使其更加適應經濟發展形勢，同時對待改革我們有一個長遠規劃，且擁有持之以恆的決心和力量去推動。所以我們能迅速完成原始積累，實現經濟的快速起飛。相對的蘇聯方面，卻是如無頭蒼蠅一般，四處亂撞，經濟、農業、科技、教育、輿論等方面多方進行試探，一旦受阻不想著解決問題，反而是往回縮，最終導致啥都沒有解決，反而使國家發展越發困難。最後改革上一事無成的戈爾巴喬夫政府將矛頭對準政治，導致蘇聯完全崩塌，可以說記者提問稱蘇聯的改革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很是應景、總結也十分到位。因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邏輯完全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式，缺乏連貫性。
另外就是
戈爾巴喬夫及其領導團體，缺乏管理能力和強硬的手段來應付國內錯綜複雜的局面，他們只能在政治上妥協，來滿足各方的利益，這就導致一個想讓各方都滿意的政府，最後卻讓各方都不滿意。
而反過來看中國，自始至終進行的都是經濟改革，在穩定的前提下，一切都向好的方面轉變，蘇聯則不同，摧毀這個龐大帝國面對的絕對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那時的蘇聯對當時的中國來說仍舊是讓人羨慕的地方，免費的教育和醫療，在再加上幾乎免費的住房，但是固化而腐敗的官僚階層和上層精英們，早就背棄他們曾經的信仰，當個人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時，這個共同體自然就走向了崩潰。
不同於蘇聯，中國自始至終都認為只有自身的實力才是自身安全的保障，從不相信西方國家的保證和承諾，而蘇聯乃至沙俄時期與歐洲各國的若即若離，使他們更容易從內心更親近於西方各國，乃至最後將國家的希望，放在了歐美各國的援手上。
除了戈爾巴喬夫外，葉利欽的背叛無疑是壓倒蘇聯的最後一根稻草，葉利欽天真地認為美國會像支援德國和日本一樣，實現俄羅斯的經濟復甦，但是事與願違，當蘇聯倒下的時候，主動權早已經不在自己的手上了。戈爾巴喬夫曾經說過，他自始至終從未想過以暴力的手段來解決問題，一切都要透過民主的途徑，可是對於蘇聯這種需要政治強人才能維持穩定的政體來說，這才是最致命的。
如果戈爾巴喬夫再強硬一些，如果他的前任不是接二連三的病逝，如果蘇聯的精英們多考慮一下國家利益，結果或許就不是這個樣子了，但歷史沒有如果，蘇聯的解體是一個偶然，同時也是一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