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
《管子·正世》中的这句话表达了先秦法家的历史观和改革精神的宏大气魄，如果说到“实践理性”，应该说这句话最为贴切和最贴近实践。
慕古是由来已久的历史观，表现为对先王、祖宗和先王之道的崇拜、敬仰和尊崇，是最普遍并具有主导性的观念。商代卜辞充满了这类记载，到西周出现了“先王之道”这一神圣的观念，与“先王之道”相近的还有先王之制、先王之教、先王之礼、先王之命等等。到了春秋，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动荡，出现了三种先王观，一种是守旧的先王观，认为先王之道不能稍有变更；二是批判性的先王观，即以先王为旗号对现实违逆行为进行批判；三是提出“先王何常只有？”即先王没有固定之法。叔向批评子产改革违反了先王之道，子产回答说，我顾不上那么多，我要的是“救世”。到了诸子百家之时，先王观依然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人们探讨现实问题时，总爱回味一下历史，企图从古今关系或古今对比中，找到一把解剖现实的刀子。于是，古今问题便成了诸子们讨论的一个热门题目。孔子认为历史的过程是个损益过程，到周代达到了文明的高峰，于是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切遵从周制。他对“今”投以卑视的目光，似乎只有损而无益，像从高峰掉进了深谷，希望重新爬回到周代的高峰。老子承认在技术和知识上今比古都有了无可比拟的进步，不过在他的曲光镜下，这又是人类的变态和堕落，违反人的自然本性。墨子认为生产技术今胜于古，而道德今比三代要坏得多。孟子言必称三代，主张一切率由旧章。
我不认为凡属称颂三代或上古者都是复古之辈，他们各有特定的理论内涵，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在理论形式上，都认为今不如昔。由于诸子各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先王观的地位各不相同，但更多是把三代乌托邦化，而对现实多有批评和批判性。
彻底抛却崇尚先王的是法家，“不慕古”就是一种集中的表达。法家的多数人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进化过程。最初的人类是不开化的，经济也极为原始和落后，没有政长，社会没有秩序，人们在混乱中生活。后来出现了圣人，引导人类走向文明，并逐步向高级发展。
《商君书》的作者们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用分期的方法分析了历史的过程，并得出了今胜于昔的结论。分期与朝代不同，分期表达的是社会形态之类的问题。
关于人类的起源问题，当时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商君书》的作者把问题看得比较简单。《商君书·开塞》（以下只写《商君书》篇名）说：“天地设而民生之。”自从生人之后，作者认为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如果把当时也算进去，便是四个阶段。
生民之始及其以后一个时期叫做“上世”。“上世”的特点是“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这种说法类似今天所说的母系社会。这个时期人们的相互关系是“亲亲而爱私”。继“上世”而来的叫“中世”。“中世”是对“上世”的否定，“亲亲废，上贤立矣”。“中世”的特点是“上贤而说仁”。继“中世”的是“下世”。“下世”有了私有、君主、国家、刑法，用今天的说法，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下世”的特点是“贵贵而尊官”。接着“下世”的就是当今。
《画策》篇对历史的进展还有另一种分析方法，以人物为代表把历史分为三世。最早时期称之为“昊英之世”，其特征是“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类似今天所说的渔猎时代，人类靠索取自然物生存。继昊英之后，进入了“神农之世”。神农之世，类似今天所说的农耕时代，“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这个时期人类已不是单纯依赖自然，而是走向了生产创造之路。继神农之后的是“黄帝之世”。作者说，神农死后，人们开始互相争夺，“以强胜弱，以众胜寡”，黄帝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起。为了治乱，制定了“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历史进入了阶级社会。《画策》作者最为可贵的一点，是用经济特点与国家权力的产生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更法》篇还记述了商鞅的看法：“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韩非则把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四世。
法家的历史进化观像一把锐利的宝剑，斩断了一切迂腐守旧和把远古乌托邦化的陈辞滥调，为政治上的变法改制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由这种历史观直接引出了“更法”“变法”的结论。
“不留今”就是对现实的事物也无需一概留恋。“不留今”就要敢于进行“更法”“变法”，敢于对现实中阻碍发展的问题开刀。《更法》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当今面临的任务就是“更法”“更礼”。“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肯定）也”。如果说，这句话多少显些委婉，那么《开塞》则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不法古，不修（循）今。”
“不法古”比“不慕古”更加明快，“不修（循）今”和“不留今”是一个意思，需针对当下的问题进行“更法”“变礼”，这必然引起利益既得集团的激烈反抗。如商鞅变法一开始，以杜挚等为代表的守旧派极力反对，提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批驳了他们复古守旧的谬论，依据进化的历史观，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国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采取对策，不能让古老的传统拖住历史的车轮。商鞅明确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秦孝公支持了商鞅的主张，在秦国开展了一场变法运动。
这场变法不仅受到宗亲权贵的反对，“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连一般的百姓也感到不习惯。但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走向了强盛，改变了过去与诸侯交往中的被动局面，成为“兵革强大，诸侯畏惧”的强国。
所谓“与时变”就是时代在变，要抓住时代性的问题。根据历史的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变法要切合时代精神。韩非认为“当今争于气力”。在战国社会变动中，法家对社会变动反映得最灵敏，观察得最细致，所谓“气力”最为突出就是诸侯国之间的争战与经济力量的对比，这种角斗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人们对争战、兼并的看法极不相同，在种种不同见解中，法家最为实际。他们认为战争能否胜利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同时又是经济力和智力的较量。在新的矛盾面前，许多传统的东西不仅不能适应需要，而且有许多东西越来越成为阻力和障碍。他们认为旧的贵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过时了，旧族不劳而获、无能而在位、无功而受禄的情况与生存竞争的需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旧的经济体系，即贵族分割土地和支配劳动者的状况阻碍了经济实力的增长；分封制度妨碍了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集中，等等。针对这些过了时的东西，法家提出要按功劳重新分配权力、地位和俸禄。无功者靠边站，有功者升上来；打破旧贵族对土地和人口的分割与占有，通过“授田”使劳动者的家庭成为“私作”单位，并变成君主直接控制的编户民。法家主张把土地当作鼓励人们积极耕、战的奖品。以奖励耕战为杠杆推动了当时政治、经济的改革，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总之，时变事异，变法就是应当随时而变。“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备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不能把历史当成包袱背起来，也反对安于现状。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统治者不应该向时代发号施令，而应通过变法顺从时代之变，引导时代前进。这种认识可以说居于当时认识之巅，是极为可贵的。
“与俗化”与“因俗而动”是一个意思。“俗”的含义有多种，风俗、礼俗等，在法家那里俗有时也指过时之礼俗、恶俗等，他们每每提出移风易俗。这里说的“与俗化”“俗”指得是什么？从整篇上看，说得是人心所欲问题，即《史记·管晏列传》所说的“俗之所欲，因而予之”。慎到指出：“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所谓“合乎人心”，就像《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说的：“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合人心、从俗，也就是因人情。慎到认为人情的具体表现是“自为”：“人莫不自为也。”“自为”就是为了自己。这个问题关涉人性的认识。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就进行过反复论述。最早提出人性这个概念的是单襄公，他说：“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是以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单襄公把反对欺压看作是人的本性，其意思就是自我维护。又有人把求富看作是人的本性，如齐子尾说：“富，人之所欲也。”王孙雒说：“民之恶死而欲贵富以长没也，与我同。”类似的看法还有齐晏婴说的：“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晏婴虽然认为“争”是人的本性，但如果任其发展，就会生祸，所以应该用义来抑制它。总之，相当多的哲人认为追求“利”“富”“乐”“贵”等等，是出自人的本性，而不是什么邪恶。持这种观点的政治家与政治思想家认为，统治者的实际政策应当照顾和满足人的这种要求。由此他们提出了“利民”“惠民”“抚民”“安民”等等主张。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是违反人性。如师旷批评晋君时就说：“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雠并作，莫保其性。”
战国时期的法家特别注重对人性问题的研究，不过他们很少用“性”这个概念，而多用“情”和“欲”。法家人性论的核心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利”。《管子·形势解》说：“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商君书·算地》说：“民之生(读若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又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赏刑》篇说：“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利之所在，则忘其所恶，皆在孟贲。”许多研究家都认为韩非的人性论是宗其师荀子的性恶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包括韩非在内的所有法家，从来没有鄙视、厌恶过“利”；相反，在他们看来，人好利的本性改造不了，也无需改造，所以法家不是“性恶”论。作为当权者关键是如何做到利诱、利导和利用。利诱、利导和“利用”的目标就是把人们引到耕战上来，对此法家有一整套的政治设计。在他们看来超脱利欲之情者不能为统治者所用，是无用之辈，是蠹虫，应加以扫除。对法家是否是性恶论、如何把人们引向耕战等，有机会另行论述。
“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是法家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是更法、变法、变礼的理论概括，是实践理性的依据。单就这十二个字说，对我今天的改革仍有直接的重要的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