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主義到大灣區共榮圈

人類總是重覆著歷史的錯誤。

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意圖擴張其民族主義的思維，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政治主張：亞洲各國在日本的帶領下「從歐美列強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建立「共存共榮的新秩序」，組成「互相尊重、彼此獨立」的政治聯合體。

福澤諭吉的「脫亞論」
早在19世紀末，日本教育家及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以《脫亞論》(1885年)提出他對當時世界形勢的判斷：他認為日本已成功邁向現代化，但中國及朝鮮仍是未開發的落後之地，後者面對西方列強現代化文明的「進擊」，長此下去必將滅亡。

既然未有足夠抵禦的能力，而這些西方現代化文明對於國家發展卻是利大於弊，福澤認為日本唯一的選擇是：不要對於中國和朝鮮的情況抱有同情，反之要與她們切割，接受西方文明現代化的改變及趨勢，脫離被西方列強視為「野蠻落後」之地避免遭到侵襲的危機，並且選擇與西方列強共同進退，擠身進步文明社會之列，甚至模仿西方列強對待中國及朝鮮的態度和方式。簡言之《脫亞論》提倡日本從政治層面上「脫亞」自保，從現化代文明的層面「入歐」作為繼續在國際形勢中存留的策略。

這種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的歷史觀，反映福澤只從「西方現代文明」的效用來判辨亞洲文明的相對價值。就像日本動畫《叮噹》中阿福扮演的角色：眼見大雄不斷被技安以武力欺凌，阿福為求自保選擇站在技安一邊助紂為虐，甚至選擇出手對付大雄。

雖然福澤沒有在《脫亞論》中明言認同對中國及朝鮮發動戰爭，但是他在其他著作中卻因當時的局勢－－朝鮮的甲申政變(1884年)以及李鴻章(1823-1901)的洋務運動而認同應以武力干預，甚至肯定中日之間的軍事衝突是「文明與野蠻之戰」。正是上述的意識形態開始逐漸影響了日本對亞洲各國的取態，甚至成為後來日本發動戰爭侵略亞洲的藉口。

「大東亞」背後的「野望」
從發動九一八事變(1931年)開始，日本進擊中國的野心表露無遺：扶植偽滿洲國(1932年)、製造盧溝橋事件(1937年)，日本企圖以武力成為亞洲的軍事霸主。1938年日本總理大臣發表了三次聲明，試圖拉擺攏國民黨政府共同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倡議日、滿、中三國組成經濟聯合體，以日本、東亞及東南亞「共存共榮的新秩序」為目標。

1942年日本內閣設立了「大東亞省」，至1943年11月在日本舉行了「大東亞會議」，出席者包括汪精衛(1883-1944)、偽滿州國、泰國、菲律賓、緬甸及印度等國的傀儡政權代表，會後更發表了《大東亞共同宣言》，確保大東亞的穩定，建構出「共榮共存的新秩序」。

「大東亞共榮圈」表面上是將亞洲各國從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出來，實際上卻被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利用，美化日本侵略亞洲的行為。並且一切只從日本的利益出發：日軍攻佔各國後建立傀儡政權在背後操縱一切，讓日軍可以從東南亞佔領地上掠奪大量豐富的戰略資源，包括大米、橡膠、錫及石油等，成為戰爭時期應付經濟疲態的出路，也有利日後與英美之間的戰線，但被佔領的亞洲國家卻從來沒有得到真正公平對等的關係。

以民族主義作為政治工具
慶幸日本最終在二次大戰中戰敗，「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沒有延續下去。但當日支持共同抗日的中國共產黨，他們逃避了國民黨的剿滅和日本的侵略及掠奪，最終在1949年立國成為北方帝國的中共政權，今天卻以相同的擴張策略企圖掠奪香港的資源，同時不斷弱化香港的獨特性。

打從中共成立以來，他們的政治主張固然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卻曉以大義利用民族主義的思維鼓動人民的民族情緒，間接地強化人民對中共的擁護：中國人自從清末以來受盡西方列強的侵略蹂躪、還有「14年的抗戰」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故此中國人必需發奮圖強，同時打著反對殖民地統治、打倒帝國主義擴張的旗扯而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

本質上提倡這種民族主義其實是對抗帝國主義的反響，企圖以「中華民族」的概念建立一個國族共同體。在黨國教育的薰陶下，今日的強國人仍會將歐美西方國家視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日本更是有著不共戴天之仇的侵略者。對於中共而言，英國人成功將香港從小小漁港發展成國際城市，他們一樣也可以。故此九七主權移交後正是中共將香港同胞從昔日殖民地帝國主義的統治中解放出來。如今習帝上台後，這種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卻又變成了中共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工具。

中共的「大灣區共榮圈」
習帝自登位後提出了「中國夢」的新口號，試圖挑戰美帝在世界的領導地位，進而成為世界秩序的新霸主。他利用了「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在中東、非洲、中亞、南亞等地方大量投資、發展基建、設廠，將北方帝國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力伸延至這些國家。為了配合「一帶一路」的經濟擴張，中共更大力推動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正是當年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經濟翻版，成為「大灣區共榮圈」。

「大灣區共榮圈」是北方帝國的重大戰略部署，進一步深化粵港澳的融合，推動大灣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將香港、澳門融入北方帝國的發展大局。香港作為高度開放和國際化的城市，同時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的中心都會，中共一直盤算著如何可以將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從主權移交前已著手開始的地下部署，到今天利用香港在中共眼中的剩餘價值：自由經濟的體系、與國際接軌的優勢及外匯儲備的資金來幫助其他大灣區城市的發展。

支持「大灣區共榮圈」的評論會以美國紐約及日本東京的灣區作比較。比較三個灣區的經濟數字（2016年），大灣區的面積及人口最大（5.6萬平方公里及6,774萬人），但是人均GDP卻是最低（2.05美元）。並且問題的關鍵卻是紐約及東京的灣區均以相同的政治制度下運作，區內各個城市的發展上的配合及運作也較順暢。但是大灣區的11個城市卻共存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及經濟制度、加上三地不同的政府架構、三種貨幣和三個關稅區，區內的人力資源、商品貨物、訊息和資金等重要因素的流動是否可以達至全面無阻隔對等的雙向流通？近年香港人在生活上深刻經歷與強國人在生活及文化上的衝突，最終大灣區發展的經濟效益會否在融合過程中被抵銷，甚至帶來更大的負面效應？

因此大灣區需要處理的問題其實是如何加速區內的融合減少障礙：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卻是統一區內各個城市的制度及行政安排，達至整體法律制度和營商環境走向一體化，減少差異帶來的問題。相對地北方帝國的經濟體系龐大，香港自然也要作出配合和調整，從以適應強國的市場需求，結果香港只會完全被融合於北方帝國的制度和經濟運作模式，即是說香港完全「被陸化」，真正變成北方帝國境內的城市一樣，完全同化於大灣區的其他城市之內。

針對香港未來的發展需要，中共操控的建制派人士不斷唱好「大灣區共榮圈」：香港市場規模有限，未來發展應該融入北方帝國，以「大灣區人」的角色去思考，發掘更多機遇。他們甚至明言：「將來我們不是香港人，是大灣區人，所以不要只想香港的利益，應循一體化的角度去想，想一小時生活圈。」然而背後的潛台詞卻是矮化香港的獨特性，同時耗盡香港僅有資源及優勢，將香港完全消失於大灣區的版圖中，可以預計到了2047年昔日被喻為東方之珠的香港也就名存實亡。